第二百一十九章 撒手不管,讨价还价
革命者,不管是殒身不恤、杀身成仁的吴樾、徐锡麟等人,还是破衣敝屣、奔走革命的陶成章等人,陈文强打心里是敬佩,是尊重的。》。》
很简单,他做不到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忘我,这样的不顾一切。
但敬佩和尊重并不代表着崇拜和服从,因此陈文强对北辰是敬而远之,实在是因为北辰过于强势、固执,或者说是专横、不知妥协调和。
一个人不可能是神,却认为自己是神,或乾认为自己是始终正确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人既然不是神,无论多么英明、智慧,也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当他的周围没有人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听的时候,一个普通人也还罢了,一个领袖却会造成一场灾难。
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团体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团体的行为,一个人的愤怒,就是团体的愤怒。那这个团体就会在两个极端摇摆,或是一举成功,或是一败涂地。显然,风险却是大于机遇的。
宋复华则不同,他勤奋好学,理论知识扎实,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也适应和理解妥协调和这样的政治手段。所以,推他作为领袖,把他塑造成职业革命家,比较符合陈文强的思想和习惯。
没有谁能让陈文强俯首贴耳、绝对服从,不信权威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头脑,而这种思想则贯穿于他的行动之中。
北辰也好,黄兴也罢,陈文强能争取便争取,不能争取便顺其自然,反正革命不是离了某个人就玩不转,更没有谁是真理的化身,是革命的代名词。
况且,此时招聚东京同盟会成员。统合革命力量,正是一个好时机。
机会不是陈文强创造的,而是同盟会内部门户、地域矛盾的总爆发。反对北辰最力者为章太严和陶成章,其他则多以江浙、湖湘人士为主。既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也是地域差别对北辰只注重在南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的不满。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北辰的强硬和过于自信,他对劝他向东京本部引咎严词拒绝,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同时又是断绝东京同盟会的经济来援,又另起炉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还派汪精卫回东京另出《民报》,实在是火上浇油。
说到北辰的过于自信,则是陈文强从工商经营方面所看出的大问题。一个品牌要打响,那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时间,是宣传,是打造,才能深入人心。而中华革命党算什么呢。北辰显然过分高估了自己在革命领域的德高望重,觉得自己登高一呼,便会应者云集。同盟会完全是靠着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如今这个规模的。
历史上北辰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南洋同盟会各分会积极响应,统统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可是这个新名称,民众并不怎么认可。无奈何,他又重新拾起了同盟会这个壳,继续经营。
但现在。一错而不可挽回,陈文强机敏地抓住了这个空当,中华革命党没有什么影响,东京同盟会又是人心涣散。若走民主程序,东京同盟会中倒孙力量还是占有多数的。
这一点,黄兴看出来了,他必须做出选择。一是继续维护北辰,保住同盟会这个品牌,但分裂不可避免。实力大损也是眼见的事实;二是应东京同盟会众人之请,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北辰,由自己接任,然后再率东京同盟会与复兴会实现联合。
不管怎么选择,在这场名为联合,实为收购的行动中,复兴会凭借雄厚的实力,占据主导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形势很严峻,不仅仅是复兴会将要采取的行动,东京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已经难以挽回。以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是其一;还有焦达峰、刘公等人正在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要与同盟会分道扬镳;谭人凤等人亦要会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组建所谓的中部同盟会,以全力推进长江流域革命运动。
经过痛苦又矛盾的思考,黄兴终于还是不肯陷自己于不义,第二天便转告陈文强留在澳门的联络人。他采取的是一种消极回避的策略,既不回东京召集会议讨论以代总理之职,也不阻挠东京同盟会会员的个人选择。换句话说,他就是顺其自然,不管不问了。
当然,黄兴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是对东京同盟会的一种放纵,也是一种放弃。要知道,在同盟会中,华兴会会员成为骨干是不争的事实,而兴中会则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黄兴这个原华兴会会长不压制的话,倒孙风潮便不可收拾。
“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愚才浅名薄,实难堪大任,亦不忍见诸同志反目成仇,决意投身沙场,以血鉴吾心。凡此皆非为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未尝依一人,亦不以某革命团体势大而转投他效,实为革命此唯一目的也……
“此前数次起事袭击,虽有所获,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枪械三千枝,机关枪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
“今西南革命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与清人浴血奋战,仆甚钦服。革命目的相同,宗旨亦相差无几,门户之见似可不必。今以一白身前往,欲洒热血于沙场,一酬平生之志……”
黄兴发出的电报有些矛盾,有些令人不解,但这也正是他的心情,无奈却无力改变。既捧了北辰,却也对小打小闹的所谓起义提出了批评,既不想同盟会内部继续纷争、分裂,又撒手不管。既不是投入复兴会,却又以投身西南革命、血染沙场为酬平生之志……
总之。黄兴的意思就是我话说到这了,你们愿意怎样随便吧,我不管了,我去真的革命去了。拿着枪上战场,虽死无憾。
陈文强接到消息,有些遗憾,但这并不影响已经计划好的行动。向东京发出电报后,他便离开澳门。前往广州赴任。
……………
政坛风云诡谲,既防不胜防,又杀人不见血。
奕劻、袁世凯一派对瞿鸿禨、岑春煊一伙的党争终于有了结果,不出所料,奕、袁大胜,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军机大臣林绍年,当时是瞿鸿禨一派参与弹劾段芝贵,后被挤出京城)相继垮台。
但这场政坛地震对陈文强没有什么影响,岑春煊本来就不是他的铁杆盟友,他现在的靠山是张之洞。而且。张之洞要调入朝廷中枢的风声再度兴起,连两广总督张人骏也对陈文强客客气气。
当然,这其中也有从琼州调来的五百精兵的作用。这些兵看起来比新军还要强悍,更不要说旧式的巡防营了。
西南动乱已经使张人骏的位置岌岌可危,如果不是岑春煊政争失败,两广总督现在已经换了人。尽管他还能继续任职,但时间肯定不会长,大家都是心里清楚得很。
“广东盗匪,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六大则以南海为多。”张人骏知道陈文强此来不仅是来赴职领命的,还是来要好处的,但西南一乱。又是调兵,又是征粮,广东财政实在是拿不出什么钱来。
“卑职的意思也是先广后肇,先南海再其他。”陈文强停顿了一下,说道:“珠江三角洲地区剿匪,当有各内河水师配合。还请大人予以调遣。”
“这个,本部堂会知会水师提督李准,让他予以调遣配合。”张人骏眨了眨老眼,等着陈文强再提条件。
“旧时剿匪的成效不大,多因兵、警不力,职有意汰劣择优,这花费”陈文强欲言又止地看着张人骏。
“陈总办哪,你也知道这西南乱党猖獗,两广深受其累呀!”张人骏咧了咧嘴,苦笑道:“这财政上实在是不敷使用,难以调拔资金啊!”
陈文强轻轻点了点头,似乎理解张人骏的难处,但旋即又说道:“职与商绅倒是有些关系,可劝捐一些。另外,厘金局总办一职,李大人率军在外,恐怕无力管理吧?”
张人骏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厘金局总办一职,可由你兼任,但李准的水师所需经费,你也要予以承担啊!”
“那广东钱局提调一职呢?”陈文强狡黠地一笑,“卑职听说已经停铸了,若是度支部与英人妥协,恐怕会造成些动乱吧?”
广东钱局的开办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的洋务活动之一,目的是为了解决制钱短缺和抵制外国银元大量流人中国市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决定广东钱局直属度支部管辖,改为“度支部造币粤厂”。但广东钱局在技术上依赖英国,不仅全套设备由英国进口,而且由英方派四人为钱局工程师。铸造铜银币本属一国的主权,但英国借口广东所铸小银币太多,影响香港商务,无理要求停铸。
张人骏眨巴着眼睛,有些明白了陈文强的意思。西南动乱,朝廷焦头烂额,生怕别的地方也不安宁。借着度支部与英人的交涉,或许可以将造币厂收回地方。
“如何能让朝廷把铸币厂还给地方?你,你可不要搞出大乱子来要挟啊?”张人骏瞪大了眼睛。
“大人多虑了。”陈文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只要舆论上造势,再加上大人帮腔,此事便可成。况且,停铸也无不可。这其中的关窍,大人请听我一一道来……”
张人骏听陈文强讲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虽然不是很懂经济学,但他却知道如此施行的话,陈文强和他背后的合资银行肯定是获利丰厚。
“总督张大人已在湖广实施一年之久,效果是明显的。”陈文强微笑着说道:“不仅粤汉铁路得以顺利修筑,商界、民间亦是欢迎。”
“那,清乡的费用也需要你来筹集。”张人骏停顿了一下,似乎觉得还不够,又接着说道:“还有这个,花红悬赏,以及清乡委员会的开支,你也要负责大部。”
在清末的广东文献中,清乡的提法出现很多。它的出现与晚清以来政府在基层社会控制力的衰弱有关,概括起来便是:水陆分防严密,复设各处行营为办匪机关,委用熟悉缉捕能员,分带土著营勇,同时大举,按乡清办;仍责成旧日正绅与各属商会,同负保民攻匪之责……
清乡首先运用于匪患较为严重、盗匪相对集中的地区,其后变成一种通行的做法。1886年,全省分为三路“查办匪乡”,共正法积匪九百零六名;1889年,南海、番禺、顺德三县清乡,获匪三百七十二名;1900年,水陆提督及缉捕总局,在清远、北江一带分五路清乡,半年拿获正法者不下数百名;1902年,全省各州县同时并举;1903年至1906年,全省五路清乡,三年共获办盗匪近万名……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除了大规模的数地同时清乡外,县一级的清乡一直不断,两广总督也将清乡作为州县吏治考核的重要内容。清乡之法遂被各个时期的地方官员所沿用,成为清末广东治盗的“不二法门”。
陈文强眨着眼睛想了想,苦笑道:“大人,卑职只能是尽力筹措了!”
“在湖广不是干得很好吗?”张人骏哼了一声,捋着胡子说道:“连新军的编练费用都能出,怎么在两广便吝啬起来?”
“那大人也给卑职同样的政策如何?”陈文强似笑非笑地说道:“张总督可是慷慨得很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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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他做不到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忘我,这样的不顾一切。
但敬佩和尊重并不代表着崇拜和服从,因此陈文强对北辰是敬而远之,实在是因为北辰过于强势、固执,或者说是专横、不知妥协调和。
一个人不可能是神,却认为自己是神,或乾认为自己是始终正确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人既然不是神,无论多么英明、智慧,也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当他的周围没有人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听的时候,一个普通人也还罢了,一个领袖却会造成一场灾难。
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团体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团体的行为,一个人的愤怒,就是团体的愤怒。那这个团体就会在两个极端摇摆,或是一举成功,或是一败涂地。显然,风险却是大于机遇的。
宋复华则不同,他勤奋好学,理论知识扎实,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也适应和理解妥协调和这样的政治手段。所以,推他作为领袖,把他塑造成职业革命家,比较符合陈文强的思想和习惯。
没有谁能让陈文强俯首贴耳、绝对服从,不信权威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头脑,而这种思想则贯穿于他的行动之中。
北辰也好,黄兴也罢,陈文强能争取便争取,不能争取便顺其自然,反正革命不是离了某个人就玩不转,更没有谁是真理的化身,是革命的代名词。
况且,此时招聚东京同盟会成员。统合革命力量,正是一个好时机。
机会不是陈文强创造的,而是同盟会内部门户、地域矛盾的总爆发。反对北辰最力者为章太严和陶成章,其他则多以江浙、湖湘人士为主。既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也是地域差别对北辰只注重在南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的不满。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北辰的强硬和过于自信,他对劝他向东京本部引咎严词拒绝,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同时又是断绝东京同盟会的经济来援,又另起炉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还派汪精卫回东京另出《民报》,实在是火上浇油。
说到北辰的过于自信,则是陈文强从工商经营方面所看出的大问题。一个品牌要打响,那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时间,是宣传,是打造,才能深入人心。而中华革命党算什么呢。北辰显然过分高估了自己在革命领域的德高望重,觉得自己登高一呼,便会应者云集。同盟会完全是靠着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如今这个规模的。
历史上北辰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南洋同盟会各分会积极响应,统统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可是这个新名称,民众并不怎么认可。无奈何,他又重新拾起了同盟会这个壳,继续经营。
但现在。一错而不可挽回,陈文强机敏地抓住了这个空当,中华革命党没有什么影响,东京同盟会又是人心涣散。若走民主程序,东京同盟会中倒孙力量还是占有多数的。
这一点,黄兴看出来了,他必须做出选择。一是继续维护北辰,保住同盟会这个品牌,但分裂不可避免。实力大损也是眼见的事实;二是应东京同盟会众人之请,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北辰,由自己接任,然后再率东京同盟会与复兴会实现联合。
不管怎么选择,在这场名为联合,实为收购的行动中,复兴会凭借雄厚的实力,占据主导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形势很严峻,不仅仅是复兴会将要采取的行动,东京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已经难以挽回。以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是其一;还有焦达峰、刘公等人正在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要与同盟会分道扬镳;谭人凤等人亦要会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组建所谓的中部同盟会,以全力推进长江流域革命运动。
经过痛苦又矛盾的思考,黄兴终于还是不肯陷自己于不义,第二天便转告陈文强留在澳门的联络人。他采取的是一种消极回避的策略,既不回东京召集会议讨论以代总理之职,也不阻挠东京同盟会会员的个人选择。换句话说,他就是顺其自然,不管不问了。
当然,黄兴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是对东京同盟会的一种放纵,也是一种放弃。要知道,在同盟会中,华兴会会员成为骨干是不争的事实,而兴中会则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黄兴这个原华兴会会长不压制的话,倒孙风潮便不可收拾。
“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愚才浅名薄,实难堪大任,亦不忍见诸同志反目成仇,决意投身沙场,以血鉴吾心。凡此皆非为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未尝依一人,亦不以某革命团体势大而转投他效,实为革命此唯一目的也……
“此前数次起事袭击,虽有所获,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枪械三千枝,机关枪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
“今西南革命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与清人浴血奋战,仆甚钦服。革命目的相同,宗旨亦相差无几,门户之见似可不必。今以一白身前往,欲洒热血于沙场,一酬平生之志……”
黄兴发出的电报有些矛盾,有些令人不解,但这也正是他的心情,无奈却无力改变。既捧了北辰,却也对小打小闹的所谓起义提出了批评,既不想同盟会内部继续纷争、分裂,又撒手不管。既不是投入复兴会,却又以投身西南革命、血染沙场为酬平生之志……
总之。黄兴的意思就是我话说到这了,你们愿意怎样随便吧,我不管了,我去真的革命去了。拿着枪上战场,虽死无憾。
陈文强接到消息,有些遗憾,但这并不影响已经计划好的行动。向东京发出电报后,他便离开澳门。前往广州赴任。
……………
政坛风云诡谲,既防不胜防,又杀人不见血。
奕劻、袁世凯一派对瞿鸿禨、岑春煊一伙的党争终于有了结果,不出所料,奕、袁大胜,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军机大臣林绍年,当时是瞿鸿禨一派参与弹劾段芝贵,后被挤出京城)相继垮台。
但这场政坛地震对陈文强没有什么影响,岑春煊本来就不是他的铁杆盟友,他现在的靠山是张之洞。而且。张之洞要调入朝廷中枢的风声再度兴起,连两广总督张人骏也对陈文强客客气气。
当然,这其中也有从琼州调来的五百精兵的作用。这些兵看起来比新军还要强悍,更不要说旧式的巡防营了。
西南动乱已经使张人骏的位置岌岌可危,如果不是岑春煊政争失败,两广总督现在已经换了人。尽管他还能继续任职,但时间肯定不会长,大家都是心里清楚得很。
“广东盗匪,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六大则以南海为多。”张人骏知道陈文强此来不仅是来赴职领命的,还是来要好处的,但西南一乱。又是调兵,又是征粮,广东财政实在是拿不出什么钱来。
“卑职的意思也是先广后肇,先南海再其他。”陈文强停顿了一下,说道:“珠江三角洲地区剿匪,当有各内河水师配合。还请大人予以调遣。”
“这个,本部堂会知会水师提督李准,让他予以调遣配合。”张人骏眨了眨老眼,等着陈文强再提条件。
“旧时剿匪的成效不大,多因兵、警不力,职有意汰劣择优,这花费”陈文强欲言又止地看着张人骏。
“陈总办哪,你也知道这西南乱党猖獗,两广深受其累呀!”张人骏咧了咧嘴,苦笑道:“这财政上实在是不敷使用,难以调拔资金啊!”
陈文强轻轻点了点头,似乎理解张人骏的难处,但旋即又说道:“职与商绅倒是有些关系,可劝捐一些。另外,厘金局总办一职,李大人率军在外,恐怕无力管理吧?”
张人骏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厘金局总办一职,可由你兼任,但李准的水师所需经费,你也要予以承担啊!”
“那广东钱局提调一职呢?”陈文强狡黠地一笑,“卑职听说已经停铸了,若是度支部与英人妥协,恐怕会造成些动乱吧?”
广东钱局的开办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的洋务活动之一,目的是为了解决制钱短缺和抵制外国银元大量流人中国市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决定广东钱局直属度支部管辖,改为“度支部造币粤厂”。但广东钱局在技术上依赖英国,不仅全套设备由英国进口,而且由英方派四人为钱局工程师。铸造铜银币本属一国的主权,但英国借口广东所铸小银币太多,影响香港商务,无理要求停铸。
张人骏眨巴着眼睛,有些明白了陈文强的意思。西南动乱,朝廷焦头烂额,生怕别的地方也不安宁。借着度支部与英人的交涉,或许可以将造币厂收回地方。
“如何能让朝廷把铸币厂还给地方?你,你可不要搞出大乱子来要挟啊?”张人骏瞪大了眼睛。
“大人多虑了。”陈文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只要舆论上造势,再加上大人帮腔,此事便可成。况且,停铸也无不可。这其中的关窍,大人请听我一一道来……”
张人骏听陈文强讲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虽然不是很懂经济学,但他却知道如此施行的话,陈文强和他背后的合资银行肯定是获利丰厚。
“总督张大人已在湖广实施一年之久,效果是明显的。”陈文强微笑着说道:“不仅粤汉铁路得以顺利修筑,商界、民间亦是欢迎。”
“那,清乡的费用也需要你来筹集。”张人骏停顿了一下,似乎觉得还不够,又接着说道:“还有这个,花红悬赏,以及清乡委员会的开支,你也要负责大部。”
在清末的广东文献中,清乡的提法出现很多。它的出现与晚清以来政府在基层社会控制力的衰弱有关,概括起来便是:水陆分防严密,复设各处行营为办匪机关,委用熟悉缉捕能员,分带土著营勇,同时大举,按乡清办;仍责成旧日正绅与各属商会,同负保民攻匪之责……
清乡首先运用于匪患较为严重、盗匪相对集中的地区,其后变成一种通行的做法。1886年,全省分为三路“查办匪乡”,共正法积匪九百零六名;1889年,南海、番禺、顺德三县清乡,获匪三百七十二名;1900年,水陆提督及缉捕总局,在清远、北江一带分五路清乡,半年拿获正法者不下数百名;1902年,全省各州县同时并举;1903年至1906年,全省五路清乡,三年共获办盗匪近万名……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除了大规模的数地同时清乡外,县一级的清乡一直不断,两广总督也将清乡作为州县吏治考核的重要内容。清乡之法遂被各个时期的地方官员所沿用,成为清末广东治盗的“不二法门”。
陈文强眨着眼睛想了想,苦笑道:“大人,卑职只能是尽力筹措了!”
“在湖广不是干得很好吗?”张人骏哼了一声,捋着胡子说道:“连新军的编练费用都能出,怎么在两广便吝啬起来?”
“那大人也给卑职同样的政策如何?”陈文强似笑非笑地说道:“张总督可是慷慨得很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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