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章 返粤布置
真的要与澳葡开战吗?陈文强并没有十分确定,但他必须做好准备。…≦。…≦
在广东,袁树勋比张人骏要软弱,唯朝廷之命是从,惧怕洋人,更惧怕由此影响他的前程;李准,也缺乏血性,更是在专制下不敢造次;吴禄贞在两广交界处领兵,也不太可能抽兵返粤。
这样一来,能与澳葡一战的只剩下了陈文强的武装警察。这还只能应付陆上的战斗,如果需要水师配合,他不到场,李准也不会听他调派。
如果澳葡真的想用武力实现扩张,那陈文强便只能以牙还牙。尽管他安抚了张之洞,保证不轻举妄动,但实际上,陈文强已经发出电报,命令广东的武装警察秘密集结。
葡萄牙,一个欧洲的三流小国,远隔万里,能派出多少人马远征?就凭在澳门的那两三艘称不上船坚炮利的军舰,就凭澳门那不到一千的驻军,要真打起来,肯定不是大清国的对手。但历史上的澳葡就是凭这么点微薄的武力,却制造了路环血案和浚海交涉两大事件。
抵御外侮,满清是太软弱无能了。陈文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再加上“二辰丸”事件,已经对这个所谓的朝廷彻底丧失信心。
凭一己之力与澳葡开战,陈文强当然不是莽撞冒失,而是有倚仗,有谋划的。最大的有利条件便是他是革命党,他与西南革命军暗通款曲,这样他便能调动吴禄贞手下的人马,而不用担心革命军趁机来攻。
当然,没有人知道陈文强的通盘打算,也不明白与澳葡打一仗,对陈文强有着怎样有利的作用。
一个强势的人物,不仅仅是官职众多,也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名望才能,还有着敢于迎战的勇气和魄力。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美、德。或者更多列强的刮目相看,才能得到美、德更有力的支持。
而陈文强与另一位曾经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袁世凯还有着很大的不同:袁世凯的官位是比陈文强要高,势力也要大,但他在专制制度下却依然是清廷可以随时废弃、甚至处死的卑微臣子;陈文强呢。却远离朝廷中枢,在琼州有自己的退身之地,在广东有举足轻重的实力,清廷想处置他,谈何容易?
换句话说。陈文强再加上吴禄贞,在西南革命军的威胁下,是清廷不敢轻易触动的地方实力派。袁世凯能明升暗降,调入中枢;张之洞也能用同样的手段,拿下他的湖广总督;陈文强呢,却可以奉召而不至,领旨却不遵,清廷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陈文强还有一个要挟清廷的筹码,应该是百试百灵的。只不过他现在还不想用。很简单,他只要稍露出不满,稍稍表示要转投革命党,清廷便只能安抚,以稳定西南战事。
辞别了张之洞,陈文强便乘火车立即南下。在湖南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稍作停留,视察并安排产业和警备军的诸项事宜,然后才由水路进入广东,由韶关再乘车,风尘仆仆回到了广州。
……………
在日本的“抗议”下。清廷外务部会同粤督袁树勋严禁粤商抵制日货,日本驻广州领事也照会两广总督,允撤销“二辰丸”案的赔款要求。
但抵日运动并不因官方的反对而终止,甚至范围还在扩大。民情依然激愤。
其时,抵日运动正越来越广泛、深入,早已经不是局限在广东,但两广同乡会最是热情,不仅仅是国内,海外粤籍华侨也积极响应。从南洋到美洲,华商不订日本货,华人不用日本货,以香港方面组织“振兴国货会”开始,国内各商埠、城市也纷纷成立类似团体,将抵日运动推向更加持久化、有序化。
陈文强回到广州,拜见了总督袁树勋,对其立场不表赞同,但也没说过激言语,模棱两可地应付了一番,便告辞而出。随后的日子里,他坐镇黄埔,一边继续暗中支持抵日运动,一边开始针对澳葡进行布置。
虽然作了打的心理准备,但军事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陈文强与智囊所制定的是“军事与商业并举”的掣驭澳门的方案。
在军事方面,陈文强以武装警察接管了北山岭的湾仔炮台,并进行加强,使两处互为犄角,同时对各隘口亦加派军队驻扎;在商业方面,陈文强则以劝业道的官职名分,鼓励和支持华商加强香洲埠建设,并在湾仔开辟商场,动员澳门商民移迁其它地方开业,以抵制澳门商务。
香洲位于南海之滨、珠江口西岸,东水连香港,南接壤澳门,背倚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而更吸引人的是陈文强公布的优惠政策,比如免官税三年;在香洲建厂所生产的商品在粤、桂、湘减免厘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盖房、通电、通水、通路、通讯、通排污、通排洪、平整土地)达一定额度者可直入选“香洲”管理委员会,除维护治安、打击犯罪外的香洲日常事务全部交由管理委员会管理,官府不予插手……
总之,香洲与后世的经济特区比较相似,比当时上海的城厢自治更加宽松。而陈文强在此时推出诸项优惠政策,一是为了抑制澳葡商业,其次则是为了欢迎受邀而来的南洋、美洲两大华商总会的诸位华商富豪。
外资和侨资,是陈文强招商引资的重点。外资中以德资为主,因为陈文强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侨资,对于陈文强来说,则是更感安全可靠。
从南洋到美洲,这两大华侨最多的海外地区,能够建立华商总会,能够应陈文强的邀请回国考察、投资,并不只是陈文强一个人的影响,各地区的复兴会支部也得到总部命令,号召侨商回国参与建设,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从这一点来看,复兴会本身的思想、理论建设,以及会员的眼光、见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变得不那么狭隘、偏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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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袁树勋比张人骏要软弱,唯朝廷之命是从,惧怕洋人,更惧怕由此影响他的前程;李准,也缺乏血性,更是在专制下不敢造次;吴禄贞在两广交界处领兵,也不太可能抽兵返粤。
这样一来,能与澳葡一战的只剩下了陈文强的武装警察。这还只能应付陆上的战斗,如果需要水师配合,他不到场,李准也不会听他调派。
如果澳葡真的想用武力实现扩张,那陈文强便只能以牙还牙。尽管他安抚了张之洞,保证不轻举妄动,但实际上,陈文强已经发出电报,命令广东的武装警察秘密集结。
葡萄牙,一个欧洲的三流小国,远隔万里,能派出多少人马远征?就凭在澳门的那两三艘称不上船坚炮利的军舰,就凭澳门那不到一千的驻军,要真打起来,肯定不是大清国的对手。但历史上的澳葡就是凭这么点微薄的武力,却制造了路环血案和浚海交涉两大事件。
抵御外侮,满清是太软弱无能了。陈文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再加上“二辰丸”事件,已经对这个所谓的朝廷彻底丧失信心。
凭一己之力与澳葡开战,陈文强当然不是莽撞冒失,而是有倚仗,有谋划的。最大的有利条件便是他是革命党,他与西南革命军暗通款曲,这样他便能调动吴禄贞手下的人马,而不用担心革命军趁机来攻。
当然,没有人知道陈文强的通盘打算,也不明白与澳葡打一仗,对陈文强有着怎样有利的作用。
一个强势的人物,不仅仅是官职众多,也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名望才能,还有着敢于迎战的勇气和魄力。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美、德。或者更多列强的刮目相看,才能得到美、德更有力的支持。
而陈文强与另一位曾经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袁世凯还有着很大的不同:袁世凯的官位是比陈文强要高,势力也要大,但他在专制制度下却依然是清廷可以随时废弃、甚至处死的卑微臣子;陈文强呢。却远离朝廷中枢,在琼州有自己的退身之地,在广东有举足轻重的实力,清廷想处置他,谈何容易?
换句话说。陈文强再加上吴禄贞,在西南革命军的威胁下,是清廷不敢轻易触动的地方实力派。袁世凯能明升暗降,调入中枢;张之洞也能用同样的手段,拿下他的湖广总督;陈文强呢,却可以奉召而不至,领旨却不遵,清廷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陈文强还有一个要挟清廷的筹码,应该是百试百灵的。只不过他现在还不想用。很简单,他只要稍露出不满,稍稍表示要转投革命党,清廷便只能安抚,以稳定西南战事。
辞别了张之洞,陈文强便乘火车立即南下。在湖南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稍作停留,视察并安排产业和警备军的诸项事宜,然后才由水路进入广东,由韶关再乘车,风尘仆仆回到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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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抗议”下。清廷外务部会同粤督袁树勋严禁粤商抵制日货,日本驻广州领事也照会两广总督,允撤销“二辰丸”案的赔款要求。
但抵日运动并不因官方的反对而终止,甚至范围还在扩大。民情依然激愤。
其时,抵日运动正越来越广泛、深入,早已经不是局限在广东,但两广同乡会最是热情,不仅仅是国内,海外粤籍华侨也积极响应。从南洋到美洲,华商不订日本货,华人不用日本货,以香港方面组织“振兴国货会”开始,国内各商埠、城市也纷纷成立类似团体,将抵日运动推向更加持久化、有序化。
陈文强回到广州,拜见了总督袁树勋,对其立场不表赞同,但也没说过激言语,模棱两可地应付了一番,便告辞而出。随后的日子里,他坐镇黄埔,一边继续暗中支持抵日运动,一边开始针对澳葡进行布置。
虽然作了打的心理准备,但军事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陈文强与智囊所制定的是“军事与商业并举”的掣驭澳门的方案。
在军事方面,陈文强以武装警察接管了北山岭的湾仔炮台,并进行加强,使两处互为犄角,同时对各隘口亦加派军队驻扎;在商业方面,陈文强则以劝业道的官职名分,鼓励和支持华商加强香洲埠建设,并在湾仔开辟商场,动员澳门商民移迁其它地方开业,以抵制澳门商务。
香洲位于南海之滨、珠江口西岸,东水连香港,南接壤澳门,背倚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而更吸引人的是陈文强公布的优惠政策,比如免官税三年;在香洲建厂所生产的商品在粤、桂、湘减免厘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盖房、通电、通水、通路、通讯、通排污、通排洪、平整土地)达一定额度者可直入选“香洲”管理委员会,除维护治安、打击犯罪外的香洲日常事务全部交由管理委员会管理,官府不予插手……
总之,香洲与后世的经济特区比较相似,比当时上海的城厢自治更加宽松。而陈文强在此时推出诸项优惠政策,一是为了抑制澳葡商业,其次则是为了欢迎受邀而来的南洋、美洲两大华商总会的诸位华商富豪。
外资和侨资,是陈文强招商引资的重点。外资中以德资为主,因为陈文强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侨资,对于陈文强来说,则是更感安全可靠。
从南洋到美洲,这两大华侨最多的海外地区,能够建立华商总会,能够应陈文强的邀请回国考察、投资,并不只是陈文强一个人的影响,各地区的复兴会支部也得到总部命令,号召侨商回国参与建设,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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