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除了谎言与圆谎之外?
蓝霄
东野圭吾不算寡作的推理作家,也很少特意强调有鲜明戏剧性格的系列侦探主角,所以登场合理性最寻常的刑警加贺恭一郎的系列故事,自然而然在东野圭吾作品中衍生出一种最贴近传统推理的阅读趣味。
收录五则短篇推理的《再一个谎言》,是作者笔下“加贺恭一郎系列”的第六本,也是第一本短篇集。五个独立事件,并没有故事的相连性,实质上等于系列中唯一的短篇集,是独特的存在。
加贺恭一郎是东野圭吾小说中,台湾读者最早接触的系列作品,早在初登场的《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皇冠)于一九八六年出版(这本小说独步文化于二零零九年重新出版),台湾一九八九年即引进翻译作品,这是台湾东野圭吾小说热潮的滥觞。
虽说,东野圭吾本身近年来创作风格已呈多变,但是加贺恭一郎系列,如前所言,却始终保有最纯粹的推理小说阅读乐趣,当然,随着时间递嬗,故事创作的手法更为纯熟,小说蕴含的弦外之音也益发明显。
回想初接触《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那是本校园青春推理,加贺以大学生身分登场,小说内容四平八稳,读来印象并不深刻,并未料想多年后此系列会发展至目前的光景。
加贺系列的第四本《恶意》,二零零四年在台湾的出版,让台湾读者再度接触加贺恭一郎系列。这本小说就写实本格推理层面,个人给予相当高的崇敬评价,最令我讶异的是,加贺的身分在本作中已转换成为案件最合理的接触者:刑警。追寻数据才知,早在加贺系列第二作《沉睡的森林》,因为作者有趣的发想,加贺身分就这么急遽转换成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登场。
以东野圭吾的创作历程来说,加贺恭一郎作为最能反映写实本格意念的侦探系列,写着写着毕竟也发展了快三十年。在繁体《再一个谎言》中文翻译出版后,东野圭吾这系列一向“不特意强调,却似乎有意无意”的风格,读者可以有着更全貌的窥探。
我个人认为加贺恭一郎在九零年后期登场的《恶意》《谁杀了她》《我杀了他》,再加上本作,是东野圭吾小说当中关于本格推理最纯粹阅读乐趣阐释的第一个高峰。
这四本小说,东野圭吾对加贺恭一郎的描写是相当隐晦的,文字描述主角也多半稀稀疏疏,角色上似乎只是作者解决事件的棋子,小说的重点趣味着眼于事件的推演与解决。
但是,如果再看看时隔多年之后加贺复又登场的《红色手指》《新参者》《麒麟之翼》所洋溢的推理小说之外情感热流,那么承先启后的《再一个谎言》是不是酝酿着甚么特别的创作念头呢?
作家写作风格可以改变,可以尝试转换,可以取材多样化,然而横跨近三十年的加贺恭一郎系列,总是隐隐然告诉读者可以放心,东野圭吾创作核心还是本格推理,只是味道不再一成不变。
而且推理小说,推理之余小说的味道重了。
前述《沉睡的森林》是个背景设定在芭蕾舞团的长篇推理故事,骨髓抽离就是〈再一个谎言〉的土壤。
作为书名的首篇〈再一个谎言〉,也是这本短篇小说集代表的基本调性,它并不是典型的倒叙推理,但主要是以凶手视点推演故事,加贺刑警扮演的就是与凶手相对的角色,藉由问与答的数度交锋,逐渐逼近核心与揭晓谜底。
这一系列,倏然在事件中出现的加贺恭一郎,总能精准洞烛事件的矛盾点,如同猎犬紧咬不放地往核心办案,作者以全知观点描述这方面的语句不多,读者却通篇自然感受主角的办案风格,因而围绕事件的问与答,捉与放,里头有着无形追击,有着凶手谎言遮饰,刑警对于遮饰缺口的揭露,彼此如同陷阱施放的对垒,如同小说文句“为了圆谎,就得编更大的谎言”是这本短篇集的趣味所在。
本格推理的遮掩,若是以对谈的场景作为情节的进行,基本上凶手要逃离追击,无疑会在谎言的缺口上构筑防御的堡垒,而在二、三手的来回后,几乎掌握解决关键的加贺,最后的引导陷阱是最精采的部份。所以五篇故事,多半采凶手端的视点为主要的描写方式,读者的阅读情感偏向罪犯端,理智上却又偏向解谜的加贺恭一郎。
不过,〈冰冷的灼热〉、〈第二志愿〉、〈失算〉与〈朋友的忠告〉除了都是围绕在谎言揭露的趣味外,阅读调性上还是有与首作不太一致的地方,我特意查了一下数据,本书后面四篇都是在《小说现代》发表,首作〈再一个谎言〉则是在《INPOCKET》上发表,创作时序上都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附近。我没办法推测东野圭吾写作这几篇的心底构思目的,但后面四篇描写的,皆是家庭夫妻之间的情感变质事件,短短的篇幅,却将每对夫妻相处的裂痕描写得入木三分,因为是凶手的视点,读者很难忽视细腻的心理描述。特别是〈失算〉对于女性婚姻处境的描写,并没有做太多额外的控诉,对于一个杀人事件之外与动机相关的人性纠葛,浅浅的字句却写得让人怵目惊心,有推理逆转,有情感无奈,谎言与圆谎之外,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也似乎是《红色手指》再度登场的加贺系列多了推理之外的内底。
另外,在《我杀了他》书末推理作家宠物先生的解说,约略提及视点的问题,我也愿意在此呼应,毕竟这一个阶段的加贺系列,在视点的设计上比较重要,毕竟牵扯到事件的翻转与作者的创作意念的安排。
不过长久以来,关于推理小说的中文描述视点,一直存有争议。
我以最后一篇〈朋友的忠告〉为例,其实这篇凶手反而登场篇幅不多,但在开头没多久出现了“知道丈夫发生意外的峰子,惊慌得表示要立刻赶过来”的中文描写。
这是谈视点争议的一个好例子,因为是作者以全知观点描写的语句,基本上读者应该相信作者描述的笔下人物心理状态。不过,“惊慌得”这类中文语句牵涉到心理,刚好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有人认为既然峰子是凶手,早预知丈夫可能会发生意外,当知道意外发生,凶手怎么会“惊”且“慌”呢?如此一来,这几个字牵涉内心状态的观点与整体事件真相,就形成了矛盾,显然是作者的误导,对于本格推理公平性有极大的扣分,所以有人认为可写成“惊慌的语气表示”,来消除直接反应内心的状态。
相反的意见是,过度注重视点会受到束缚,而且心理层面的用语,还是能广义的解释,亦即认为峰子即便预期意外会发生,事情一旦发生,接到通知,内心会慌乱也无可厚非,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后一种说法。有趣的是,阅读此篇小说之初,前后句情境上我已经把峰子排除涉案,真是有意思的矛盾。
所以,视点的争议端视读者怎么来看这样的事情,如果阅读推理小说总是任由作者摆布,喜欢结局揭晓的惊奇感,对于枝微末节就没有那么局限了。
虽然,加贺恭一郎的形象在作者的描述下并不醒目,但由于阿部宽扮演的加贺恭一郎的影视形象太过强烈且贴切,我个人在阅读这系列也很自然置换成阿部宽登场的印象,不知读者们是否也是如此?
作者简介:
蓝霄:一九六七年生,医师、推理作家。着有《光与影》《错置体》等秦博士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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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不算寡作的推理作家,也很少特意强调有鲜明戏剧性格的系列侦探主角,所以登场合理性最寻常的刑警加贺恭一郎的系列故事,自然而然在东野圭吾作品中衍生出一种最贴近传统推理的阅读趣味。
收录五则短篇推理的《再一个谎言》,是作者笔下“加贺恭一郎系列”的第六本,也是第一本短篇集。五个独立事件,并没有故事的相连性,实质上等于系列中唯一的短篇集,是独特的存在。
加贺恭一郎是东野圭吾小说中,台湾读者最早接触的系列作品,早在初登场的《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皇冠)于一九八六年出版(这本小说独步文化于二零零九年重新出版),台湾一九八九年即引进翻译作品,这是台湾东野圭吾小说热潮的滥觞。
虽说,东野圭吾本身近年来创作风格已呈多变,但是加贺恭一郎系列,如前所言,却始终保有最纯粹的推理小说阅读乐趣,当然,随着时间递嬗,故事创作的手法更为纯熟,小说蕴含的弦外之音也益发明显。
回想初接触《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那是本校园青春推理,加贺以大学生身分登场,小说内容四平八稳,读来印象并不深刻,并未料想多年后此系列会发展至目前的光景。
加贺系列的第四本《恶意》,二零零四年在台湾的出版,让台湾读者再度接触加贺恭一郎系列。这本小说就写实本格推理层面,个人给予相当高的崇敬评价,最令我讶异的是,加贺的身分在本作中已转换成为案件最合理的接触者:刑警。追寻数据才知,早在加贺系列第二作《沉睡的森林》,因为作者有趣的发想,加贺身分就这么急遽转换成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登场。
以东野圭吾的创作历程来说,加贺恭一郎作为最能反映写实本格意念的侦探系列,写着写着毕竟也发展了快三十年。在繁体《再一个谎言》中文翻译出版后,东野圭吾这系列一向“不特意强调,却似乎有意无意”的风格,读者可以有着更全貌的窥探。
我个人认为加贺恭一郎在九零年后期登场的《恶意》《谁杀了她》《我杀了他》,再加上本作,是东野圭吾小说当中关于本格推理最纯粹阅读乐趣阐释的第一个高峰。
这四本小说,东野圭吾对加贺恭一郎的描写是相当隐晦的,文字描述主角也多半稀稀疏疏,角色上似乎只是作者解决事件的棋子,小说的重点趣味着眼于事件的推演与解决。
但是,如果再看看时隔多年之后加贺复又登场的《红色手指》《新参者》《麒麟之翼》所洋溢的推理小说之外情感热流,那么承先启后的《再一个谎言》是不是酝酿着甚么特别的创作念头呢?
作家写作风格可以改变,可以尝试转换,可以取材多样化,然而横跨近三十年的加贺恭一郎系列,总是隐隐然告诉读者可以放心,东野圭吾创作核心还是本格推理,只是味道不再一成不变。
而且推理小说,推理之余小说的味道重了。
前述《沉睡的森林》是个背景设定在芭蕾舞团的长篇推理故事,骨髓抽离就是〈再一个谎言〉的土壤。
作为书名的首篇〈再一个谎言〉,也是这本短篇小说集代表的基本调性,它并不是典型的倒叙推理,但主要是以凶手视点推演故事,加贺刑警扮演的就是与凶手相对的角色,藉由问与答的数度交锋,逐渐逼近核心与揭晓谜底。
这一系列,倏然在事件中出现的加贺恭一郎,总能精准洞烛事件的矛盾点,如同猎犬紧咬不放地往核心办案,作者以全知观点描述这方面的语句不多,读者却通篇自然感受主角的办案风格,因而围绕事件的问与答,捉与放,里头有着无形追击,有着凶手谎言遮饰,刑警对于遮饰缺口的揭露,彼此如同陷阱施放的对垒,如同小说文句“为了圆谎,就得编更大的谎言”是这本短篇集的趣味所在。
本格推理的遮掩,若是以对谈的场景作为情节的进行,基本上凶手要逃离追击,无疑会在谎言的缺口上构筑防御的堡垒,而在二、三手的来回后,几乎掌握解决关键的加贺,最后的引导陷阱是最精采的部份。所以五篇故事,多半采凶手端的视点为主要的描写方式,读者的阅读情感偏向罪犯端,理智上却又偏向解谜的加贺恭一郎。
不过,〈冰冷的灼热〉、〈第二志愿〉、〈失算〉与〈朋友的忠告〉除了都是围绕在谎言揭露的趣味外,阅读调性上还是有与首作不太一致的地方,我特意查了一下数据,本书后面四篇都是在《小说现代》发表,首作〈再一个谎言〉则是在《INPOCKET》上发表,创作时序上都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附近。我没办法推测东野圭吾写作这几篇的心底构思目的,但后面四篇描写的,皆是家庭夫妻之间的情感变质事件,短短的篇幅,却将每对夫妻相处的裂痕描写得入木三分,因为是凶手的视点,读者很难忽视细腻的心理描述。特别是〈失算〉对于女性婚姻处境的描写,并没有做太多额外的控诉,对于一个杀人事件之外与动机相关的人性纠葛,浅浅的字句却写得让人怵目惊心,有推理逆转,有情感无奈,谎言与圆谎之外,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也似乎是《红色手指》再度登场的加贺系列多了推理之外的内底。
另外,在《我杀了他》书末推理作家宠物先生的解说,约略提及视点的问题,我也愿意在此呼应,毕竟这一个阶段的加贺系列,在视点的设计上比较重要,毕竟牵扯到事件的翻转与作者的创作意念的安排。
不过长久以来,关于推理小说的中文描述视点,一直存有争议。
我以最后一篇〈朋友的忠告〉为例,其实这篇凶手反而登场篇幅不多,但在开头没多久出现了“知道丈夫发生意外的峰子,惊慌得表示要立刻赶过来”的中文描写。
这是谈视点争议的一个好例子,因为是作者以全知观点描写的语句,基本上读者应该相信作者描述的笔下人物心理状态。不过,“惊慌得”这类中文语句牵涉到心理,刚好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有人认为既然峰子是凶手,早预知丈夫可能会发生意外,当知道意外发生,凶手怎么会“惊”且“慌”呢?如此一来,这几个字牵涉内心状态的观点与整体事件真相,就形成了矛盾,显然是作者的误导,对于本格推理公平性有极大的扣分,所以有人认为可写成“惊慌的语气表示”,来消除直接反应内心的状态。
相反的意见是,过度注重视点会受到束缚,而且心理层面的用语,还是能广义的解释,亦即认为峰子即便预期意外会发生,事情一旦发生,接到通知,内心会慌乱也无可厚非,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后一种说法。有趣的是,阅读此篇小说之初,前后句情境上我已经把峰子排除涉案,真是有意思的矛盾。
所以,视点的争议端视读者怎么来看这样的事情,如果阅读推理小说总是任由作者摆布,喜欢结局揭晓的惊奇感,对于枝微末节就没有那么局限了。
虽然,加贺恭一郎的形象在作者的描述下并不醒目,但由于阿部宽扮演的加贺恭一郎的影视形象太过强烈且贴切,我个人在阅读这系列也很自然置换成阿部宽登场的印象,不知读者们是否也是如此?
作者简介:
蓝霄:一九六七年生,医师、推理作家。着有《光与影》《错置体》等秦博士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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